当前位置: 首页 玩家技巧交流 一个职业赌家——马提·舒华兹的赌博经历(2)

一个职业赌家——马提·舒华兹的赌博经历(2)

对一个纯粹的赌徒而言,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比得上拉斯维加斯。

那年秋天,我们在布鲁克林的部队开了一次会,瑞奇要我帮他鉴定一下他的足球明星卡。他说他想要打电话给他的马票商(以赌马和开赌盘为生的人)卡迈因(Carmine)。我告诉他:“真巧呢!我也想要找一个马票商和我合作。” 马票商是不随便和人配合的,得有人替你担保才行,所以瑞奇就帮我和卡迈因安排了一次面谈。我们在位于杨克斯(Yonkers)的阿瓜维特(Aqua Vitae)餐厅见面。卡迈因是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矮小而又鬼鬼祟祟的西西里人,他的领子总是拉得高高的,而帽沿又总是去得低低的,而且他还不停地回头张望。我想我大概看起来不像个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因为不一会儿的功夫卡迈因已经开始和我说起行话来了。例如想要下注五百美元的话就是“五分钱”,而一百美元的赌注则是以“一毛钱”来代表。他给了我几个电话号码,让我在需要的时候能找到地方下注,最后他对我说:“马提,你需要一个代号。瑞奇有时候会住在佛蒙州,你是瑞奇的朋友,那我们就叫你槭树(Maple)好了,代表槭(枫)糖浆。” 马提•舒华兹,又名槭糖浆。我喜欢这个主意,所以槭树就成了我的代号。我会在星期日的早晨出门找一具公共电话,拉高我的衣领并且压低我的帽子,鬼鬼祟祟的四处张望,然后打电话给卡迈因。“我是槭树,”我会对着电话小声地说:“巨人队的赌盘如河?底特律的比分八•五吗?好,我喜欢这个赌盘,帮我在狮子队上面买个五分钱(五百美元)。” 卡迈因不接受支票或是信用卡,所以我开始在公寓里找一个好地方来藏钱。

所有赌徒都有他们自己怪异的藏钱地点。我终于选定了一本我在读研究所时买的有关联邦税制的书作为藏钱的地方。我发觉那本书是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的目标,而且我喜欢把赌资藏在这本书中所显露出来的讽刺意味。“槭树”在体育活动方面赌得还算是蛮顺利的,但是在篮球季中,他有那么一点失去控制。如果槭树在那个时候曾经去看过精神科医生的话,他就会知道Dubo可能是一种和异性建立稳定关系的替代品。只要槭树的社交状况变得愈糟,他就愈会有进场Dubo的渴望,而更糟的是在一九七二年年初时,他不但没有任何稳定的异性关系,同时也正处于不断输钱的状况中。我曾经在佛蒙州的糖枫林(Sugarbush,Vermont)参加一个滑雪俱乐部,但还是没办法因而和异性建立什么特别的关系,在二月初时我已经在卡迈因那里输了二千美元了,这对我来说可是一笔天文数字。某个星期五的晚上,我正开着小轿车上山到那个滑雪俱乐部去,那时我已经差不多要宣告破产了。我在那周稍早时曾经南下到路易斯维尔和一家公司的总裁开会。

卡迈因有一种很奇特的赌法,叫做“如果反转就加倍”(Double ifthen reversal)"赌法。在这种赌法里,你可以在四种结果中任一种出现时赢钱,你有机会以五百美元赚回四千美元。我一直用我记录赛马、骑师,以及轮盘的方法来记录美国大学篮球赛的比赛结果。而且在那一季接近尾声时,我已经有了很清楚的想法,知道谁会赢得各场胜利,谁会赢得连续的胜利,或者谁只会赢得主场胜利。我挑出四场比赛来玩这种“如果反转就加倍”的赌法。我在第四场比赛赌路易斯维尔会赢曼菲斯三•五分。因为我在路易斯维尔开会期间,每个人都在谈论主教队,而我对路易斯维尔的感觉也很棒。所以我打电话给卡迈因下注。星期六下午到晚上我开着车在山路里绕来绕去,调整收音机,想要调出最清楚的收讯,听一听比赛结果。当时正在下雪,我的手冻得不得了,收音机也被静电严重干扰,但过了午夜后我很确定我赢了第一场和第三场比赛的赌局。只要路易斯维尔能赢四分,我就能够脱离困境,大赚一票。我好像听到中场休息前路易斯维尔落后十一分,或者七分,但不管他们落后多少分,听来似乎都不大妙。我快要发疯了。我得要知道路易斯维尔有没有后来居上。

时间已经是清晨一点,我还把车停在滑雪俱乐部的屋外,调整着收音机。我收听到盐湖城的摩门教堂唱诗班、魁北克的冰上曲棍球比数、渥斯堡(Fort Worth)的牲口价格以及拉斯维加斯的拳赛结果。但是并没有听到路易斯维尔或曼菲斯的球赛结果报导。每个人都在俱乐部里参加派对。这也难怪我没有办法和异性发展稳定的关系了。到了清晨二点,我的汽油用光了。我放弃希望,回屋里睡觉。第二天早上除了我之外,每个人都去滑雪。我坐上车,开进城里,买了一份纽约时报。路易斯维尔最后绝地大反攻,从落后十五分急起直追,最后以七五比七一大获全胜。我赢了这场赌局了。我赢得了四千美元!我完全脱离困境了。当我回到城里时,我打电话给卡迈因,问他该约在哪里见面付钱。通常每周的赌局在星期日结束后,赌金的支付日都是下个星期二。卡迈因告诉我他下个星期二下班后会在第八十六街和第三街的交叉口和我见面,就在电影院的门前。我对于要去拿四千美元的现金感到很紧张。在纽约街头有很多人会为了四十美元割断你的咽喉。我可不敢想像他们为了四千美元会对我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当时“教父”这部电影才刚上演,排队买票的长龙绕过了街角。当卡迈因拉高衣领、压低帽沿走过来时,我正站在戏院的屋檐下。他推开排队的人群走上前来,塞了四十张百元大钞在我的手心里。每个人都盯着我们看。我就站在大幅的电影海报旁,从一个叫卡迈因的马票商手中接过一大叠现金。我开始想像在我到家前会有一个身材魁梧的彪形大汉来抢劫我,甚至把我给干掉。我禁不住汗流浃背,直到把那四千美元放进那本联邦税制的书中时才安下心来。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赢过在事前就知道未来会如何发展,除非这个事情后来并没有如预期发生。

瑞奇有一个朋友名叫比利,他是在汉兹(HHentz & Co)公司工作的一名营业员。比利总是有不少的花样好搞。在一九七一年的八月,我们三个人开车到沙拉多加(Saratoga)去玩。比利说他认识一个宣称可以控制比赛结果的赛马训练师。我怀疑这个事情的真实性,但是基本上不管你是在赌马还是在市场上操作,其实都一样,每个人都梦想能在事情发生前先知道结果。“比利,”我说:“如果那个家伙有什么动作的话,让我知道一下。” 到了下个月我们开会时,瑞奇把我拉到一旁去。“中尉,比利说他的朋友回又报出了一场比赛的明牌。有一匹马星期四会在水道赛马场跑第六场比赛,它的名字叫‘我的旋律’(My tune),他说赌这匹马稳赢。你要一起来睹一把吗?” “这当然好啦!宝贝。” 星期一我前往银行,领出一千美元,然后把它夹到我的联邦税制书中。星期二时,我告诉秘书琼安,我在星期四下午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所以不要再帮我排其他行程。星期三,我买了一份每日赛马报导,并且欢天喜地地发现“我的旋律”的赌盘竟然是四比一,但是在星期四的早晨,我接到一通瑞奇打来的电话。“算了吧!中尉,”他说:“我们玩不成了,我们的马刚刚受了刮伤。”

接下来的星期一是哥伦布纪念日,但即使银行都没有开门,市场还是照常开盘,所以我还是进了办公室。我正准备要出门去吃午餐时,电话铃声响起。是瑞奇打来的。“中尉,我们又可以进场玩了。比利刚才听说我们的马要在第四场比赛时出赛。我们得马上赶到赛马场才行。但是有个麻烦。银行都没有开门,所以我们根本领不出钱来。你手上有现金吗?” “有啊,大约一千美元吧!但我把钱放在家里了。给我一个钟头回去拿钱。” “把钱全部拿来,如果有更多的话也一起拿过来吧!我们下午一点的时候在比利的办公室等你。” 这个赌马的机会又回来了。我打电话给我哥哥杰瑞,问他手上有没有更多现金。结果他也想要参上一角。“和我在地铁站见面,往城郊方向的月台上,半个钟头后见。”我说。我抓起西装外套,告诉琼安:“我现在得赶去开上星期四被取消掉的那场会议。这是很重要的会。如果有任何人找我的话,我大约会在三点或三点半左右回来。” 我下楼跑到地铁华尔街站,搭上了往城郊去的列车。我在四十二街那一站下车,和杰瑞碰面,问他拿了一百美元,然后又跳上地铁。我在七十七街那站下车,跑步到我那间位于雷克辛顿街和公园大道之间的公寓,从那本联邦税制书中抓起一千美元,再跑回地铁站,搭车回头到第五十九街下车。我的表上显示时间是一点零五分。汉兹公司的办公室就在五十九街和公园大道的转角上。瑞奇和比利正在大门外的阶梯上等着我。“你拿到钱了吗?”比利问我。 我拿出那叠钞票给他看,我们随后跳上一部计程车。我丢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给司机,告诉他:“水道赛马场,请开怏点!” 我们赶到赛马场时,第三场比赛正好才刚刚结束。我借给瑞奇和比利三百美元,然后自己下注八百美元在“我的旋律”身上。当时它的赌盘开出来是七比二,而那场比赛是我所看过最棒的一场。“我的旋律”以二•五个马身的距离赢得了比赛,在比赛的过程中我们不停地大声喊叫、尖叫,互相拍着彼此的背,上下跳跃个不停。我赢了二千八百美元。

这是我第一次靠内线消息而获利,这种感觉让我更觉得这笔钱赢的滋味格外甜美。瑞奇和比利还要留下来接着下注别场比赛,而我还得赶回办公室去。我拿出一个二五美分的硬币,漫步走向地铁站。我看到赛马场外的车道上停满了一排排大型礼车,心里想,“慢着,你这个混球!你刚刚才赢了二千八百美元。口袋里放了超过四千一百美元的现金,还去搭什么鬼地铁啊?”我花了四十美元,为自己雇了一辆礼车,然后愉愉快快、风风光光地坐车回到办公室。在一九七二年,我发现了纳绍(Nassau)群岛当中的天堂岛(Paradise Island)。你从纽约只需要飞二个半钟头,再付个几块钱过桥费就可以到达那里。那个地方简直就是水道赛马场、笛翁和拉斯维加斯的混合体。那里有相当多的绿荫和流水,也有很多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欧洲人,与很多好玩的活动。但是天堂岛不像拉斯维加斯那样,那里是许多成双成对的人去玩的地方,而非单身汉的天堂。由于我从来都没办法和任何一个看起来像样的异性约会,所以在我没结婚前,去天堂岛玩的次数就远低于拉斯维加斯。

后来我认识了奥黛莉。当我们在讨论去哪里度蜜月时,我心中除了天堂岛已经没有第二个选择了。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我们在纽约度过新婚之夜,第二天一大早就搭上前往纳绍的班机。我在劳斯饭店订了一间面海的蜜月套房。我们在中午时住进饭店,当奥黛莉打开行李时,我已经抓起电话开始和我在贝尔•史腾的营业员连上了线。我连在度蜜月时都不忘记要继续赚钱。那里的娱乐城在下午一点开始营业,所以在十二点五十五分时我结束了电话,然后欢呼一声:“奥黛莉,该是我们找点乐子的时候了!” “我马上就出来,巴奇。”她以性感的语调从浴室回应。我看了看我的手表,“好吧!快点吧!甜心。我现在可正在兴头上呢!” 浴室的门打开了,奥黛莉穿着一件薄纱睡衣站在门口,左手拿着一瓶香槟,右手拿一盒草莓巧克力。“嘿,你在干什么?”我说:你干嘛穿成这个样子?娱乐城在一点整就开始营业了。我们会来不及去好好玩几把的。奥黛莉一句话没有说。她只是转身走回浴室里,放下那盒草莓和香槟,把门锁起来。她想像中那个罗曼蒂克的天堂岛蜜月之旅刚刚被我给搞坏了。她现在才发觉,她所嫁的那个浑球心里所谓的享乐,只不过是想跑去娱乐城赢钱而已。

把你的优先顺序弄清楚!

我已经不再常去玩牌、赌马或跑去娱乐城厮混了。当奥黛莉和我在七八年的夏天设定了我的“计划”之后,我把我的娱乐城转移到股票、选择权,以及史坦普指数期货市场上。但是我并没有忘记我在艾迪•柯汉家的地下室、水道赛马场、欣斯岱尔、欧洲、拉斯维加斯、阿瓜维特餐厅,以及天堂岛那里所学到的人生课程。愈来愈多崭新的金融工具在这场金钱游戏中出现,操作行为也渐渐地从交易场中转移到电脑系统里,愈来愈多的操盘手在像哈佛大学、宾大华顿商学院(Wharton)、巴黎索尔邦(Sorbonne)大学,以及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学习他们的课程。学历固然重要,但是全世界所有名校的学位在交易场开盘钟声响起时都嫌不足。我从许多前来找我寻求建议的年轻人身上看出这一点。除非他们在内心深处已经有了深刻的体会,否则他们没有办法遵守操作纪律,没有办法在关键时刻扣下板机,也没有办法成为真正的市场赢家。

没有人能够持续地在拉斯维加斯赢钱,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个中好手的话,你可以在部分时间里赢钱,而在其他时间内控制亏损,那你倒是有办法每一回去玩都乐在其中,不至于败兴而归。但这必须是在你能够恪守操作纪律的状况下才行。娱乐城都希望你靠勇气和直觉来Dubo,而非用你的头脑来Dubo,而且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打断你的注意力。他们提供无限制的酒类饮料、穿着凉快的女人,以及无止尽的娱乐,一天二十四小时,每周七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不间断。我最喜欢的赌戏是掷骰子。这非常像在交易场中做交易的特性——节奏怏、噪音大、人群挤,而且也都有很多的金钱在其中流动。十二个玩家斜靠在赌桌旁看着每一掷,急着要看出谁是赢家。当有人开始掷骰子时,筹码在空中飞舞,旁边的人群向前挤得更紧,女人则向场子外面靠过去,每个人的呼吸都变得很沈重,旁边的呼喊声更加大了分贝。这感觉真的好像我在交易场里站在小鸡、法兰尼和肥麦克的身旁一样。我是一个“不弃权”(Dontt pass)型的玩家,意思是说我总和掷骰子的人对赌。不论你是否和掷骰子的人对赌,获胜的机率其实都是相同的,但大部份的人都下注掷骰子的人会赢。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不希望和那些穿着蓝色的休闲衫,在胸前开叉的地方挂着一大块金牌的乡巴佬,或者是穿着有亮片迷你裙,总是在掷骰子前往手里吐一口唾沫的肥胖女人站在同一阵线上。我希望他们都掷得很糟,这样我才能赢钱。所以基本上,每个在骰子赌桌旁的人,甚至包括那些靠赢钱的人打赏的娱乐城职员,都讨厌我。不过这一点并不会困扰到我。不管是存骰子赌桌上或是在交易场里,输家、永远痛恨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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